3月8日上午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，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。作为报告的起草人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马骐就报告中提到的“老夫少妻”网络恶搞事件进行了解读。

诽谤案一般属于自诉案件，司法机关主动介入释放了什么信号？

司法机关主动介入，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，体现出网络法治正在强化。很显然，网络放大了诽谤的社会危害性。对这样的案件，司法机关该出手时必须出手，不能让受害人仅凭一己之力去维权。这也是一种态度、一种宣示： 网络不容犯罪藏身绝不是口号。

如何增加造谣者的违法成本，让网络不成为谣言的滋生地？

一体推进“不敢、不能、不想”。

首先，依法惩治要到位，把“不敢”做实。去年起诉网络犯罪增长近一倍，还要加大力度，提高违法成本，形成震慑、以案止案。

第二，监督管理要到位，把“不能”做实。相关职能部门、网络平台的监管职责落实了，很多网络乱象就能消除在萌芽状态。

第三，源头预防要到位，把“不想”做实。营造清朗网络空间，要靠每一位网民共同参与。要加大典型案例发布、宣传力度，向社会传递一个明确信号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网络言行也要守底线。

为什么更看重以案件推进社会治理？

个案优质高效只是基础，还要依法能动履职，办理一案、治理一片，这是更重的责任。

案例就是推进社会治理的扎实举措。对司法机关，案例诠释司法理念、办案规则，是最直接的业务教科书；对社会，案例承载公平正义、法治精神，是最鲜活的法治公开课。这就是案例的价值：以个案推动法治的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