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17日是第六个国家扶贫日。此前，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·班纳吉等三人，表彰他们“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”。三位学者走出书斋和课堂，通过微观对比实验的方法，找出营养、医疗、教育、金融、治理等因素和贫困的关系，努力帮助贫穷人口，值得肯定。

仔细思考这次评奖，我们会发现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扶贫攻坚，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，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经济学。

西方发展经济学也一直在寻找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，但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。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，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化，国家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，大量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。

西方经济学没有彻底揭示贫困的根源，至少是出于其两点缺陷：一是缺乏历史视角。贫困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，除了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外，重要原因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，有不断扩大全球两极分化的趋势。发达国家的发达，和第三世界贫困，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。贫穷国家只有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，才有可能改变这种命运。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丧失了其早期的历史研究传统，走入过于重视微观、模型化和数理化的窠臼，所以无法真正认识到贫困的历史根源。二是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角。贫困是一个综合性问题，这三位获奖学者关注的饮食、医疗、教育、贷款等问题，是直接影响贫困的因素。但更本质的是，需要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，从根本上消除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制度基础、消除贫困的根源；需要强有力的基层治理能力，把群众组织起来，激发他们改变命运的积极性；需要排除各种利益集团对穷人的剥夺。一句话，需要一个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。而今天的西方经济学，已经脱离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传统，把政治、社会等因素和经济因素割裂开来。因此，他们只能从贫困家庭成员个体状况出发，而无法触及社会和制度问题。所谓贫困经济学，体现的恰恰是“经济学的贫困”。

因为这些限制，三位学者虽然做出很大努力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治理贫困的办法。他们的代表作之一《贫穷的本质》介绍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：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、基层没有能力推行公共卫生服务、公立学校水平低下、商业机构不肯向基层贷款、贫困人口缺乏参与意识、政府软弱或腐败使得扶贫项目难以推进等。尽管依靠慈善组织和外部援助，能够缓解这些问题，但在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的情况下，这些改进仍是杯水车薪。

三位学者关注的问题，在中国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，让贫困人口获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，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。发挥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作用，在发展中国家里较早普及了基本医疗和教育，这些都超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层涣散、治理无力的困境。

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，中国共产党向绝对贫困宣战，把扶贫攻坚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，每年超过万亿资金投入贫困县乡村，300多万名机关干部奔赴扶贫第一线，特别是全国完成了870万贫困人口的异地搬迁扶贫，仅贵州一个省就搬迁了184.5万“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”的山区民众，而且保障他们有房住、有学上、有医保、有就业，还能逐步致富。

中国扶贫的力度、深度、广度，都远远超过了任何国际组织、慈善组织和商业机构能够达到的水平，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.5亿多人，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%。这依靠的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。如果三位学者来中国进行深入研究，一定能够更好地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。

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三位学者的具体研究方法值得中国在扶贫中借鉴，但中国的扶贫脱贫实践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经济学顶峰的成果。这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。

（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