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文摘自《迁徙记》，安宁 著，作家出版社）

打 工

秋收一结束，村子里便只剩了老弱病残。那些健壮的男人们，能说会道、见过世面的小媳妇们，心灵手巧的女孩子们，想要学个手艺挣钱娶媳妇的男孩子们，全都扛了蛇皮袋装着的简单行李，涌到城市里去打工挣钱。等到人都离开了，沿着村子里的大道走上一圈，会觉得空荡荡的，连狗似乎都只剩了皮毛黯淡的老狗，趴在地上，有气无力地看一眼路人，很没意思地叫上几声，便没了声息。

邻居家胖婶的女儿艳玲，比我还小一岁，却比我去过的地方都多，当然，在母亲的口中，她已是能为家里分担烦恼的“女劳力”了。而我，还在读初中，很没出息地连饭钱都要向母亲讨要。艳玲已经过继给大爷家的妹妹焕梅，更是生猛泼辣，那一年她也就十四岁吧，见到开卡车来村子里挑选女工的老板，她围着人家说了一大堆的好话，就差一点给跪下了，但还是无济于事。等到那老板已经将车发动起来了，那焕梅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拉住卡车的后车厢，挂在上面，再不下来。老板从后视镜看到焕梅一脸想要出去闯荡世界的执着劲，终于心一软，将焕梅给收留下来。当然，自此之后，能够挣钱的焕梅，又被胖婶费尽心机，从艳玲大爷家里给讨要了回来。

我那时候和母亲一样羡慕艳玲与焕梅姐妹，想着她们在我从未抵达过的城市里，一定活得开心极了，不像母亲一辈子都没怎么出过远门，去城里赶一趟集，都喜气洋洋的，好像出了国一样，而且母亲还一定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也不知道是给谁看。所以我们想象中的艳玲与焕梅，会在下班后，在城市里逛逛街，下下馆子，看看电影，喝喝花酒什么的。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，我始终想象不出来，也就只能凭借着打工回来的村人们的描述，朝那枝干上添加鲜绿饱满的色彩。

我因此恨自己长得太慢，或者抱怨自己究竟何时能够将书都给读完，通过高考飞出去看一看呢？而母亲也常常朝我叹息：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给你爹妈挣一大把钱回来啊？我总是带着浓浓的醋意安慰母亲：艳玲和焕梅挣钱也就一时，等她们出嫁了，看还怎么给家里寄钱花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就可以一辈子给你钱花呢！母亲白我一眼：说的比唱的好听，谁知道你考上了大学，又飞到哪儿去了呢！

是的，打工和考学是整个村子里的人们，飞到外面世界去的非常重要的通道。而在很多的村人看来，读书的付出，无疑太过漫长，漫长得好像没有边沿一样，而且，能不能在十年苦读后，见到回报，也是一件不一定的事。所以他们更愿意选择可以立竿见影的打工的方式，将孩子们早早地就送出去，而后在半年或者一年后，去银行里将折子一划，便可以收到一笔丰厚的儿女寄来的收入。

母亲养我们三个孩子没用，又怕姐姐跑太远打工心变野了，将来找个婆家人家都不要，所以她也只能委派父亲外出打工，挣一些零花钱。

父亲第一次跑出去打工，是被村里代雨给忽悠去的。代雨去山西挖煤，回来大讲那边怎么能挣钱发财，父亲在一旁闲听着，不知不觉就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代雨给打动了心思，想着去赌上一次，发一笔财，而后回来做一些小生意，发家致富。在代雨的嘴里，山西遍地不是乌黑的煤，而是耀眼诱人的金子。只要一脚踏上去，想不沾点金子出来都难。而且挖煤还毫不费力，全是机械，人坐在干净的矿车里，按一下开关，就平稳地下到了矿底，而后吊车一启动，煤就全进了筐，人呢，好像就负责看着，装满了往外运输。那现代化的挖煤方式，让父亲觉得像共产主义马上要实现一样，溢满了希望与光芒。

父亲怀揣着一股子理想主义的激情，跟代雨上了路。临行前母亲蒸了一大锅馒头，让父亲带上。父亲就带了几个，然后信心满满地说，等我回来，咱们天天吃面包。我努力地咽了一下口水，想着课本里见到的面包的样子，真希望明天一觉醒来，父亲就带了一大包面包，笑眯眯站在我的面前。

我几乎从此每天都站在巷子口，张望一下父亲来时的那条路。那条泥路的尽头，是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。代雨和像代雨一样外出打工的男人们，就是从这条公路上消失掉，而后将钱寄回家的。那么父亲肯定也会从这条路上，带着面包回来。那时候我会昂首挺胸地在小伙伴面前炫耀面包的滋味，还装作有意无意地将父亲可能送给我的新文具，带在身上，让小伙伴们看到了，发出一声让我心满意足的赞叹。

我还时不时地在小伙伴面前，朝人炫耀，炫耀父亲出去打工，很快就要回来了，打工的山西，遍地都是黄金，父亲只是随便去捡拾一些金子回来的。母亲也跟我一样，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遇到有同去打工的，会变相地夸父亲一句：我们家那口子，也出去了，年底回来，也不知会累瘦了没。别人听了，就笑嘻嘻地让母亲的虚荣心膨胀一下：哪会瘦了呢，都说山西挖煤的，有钱的很，在外面吃好喝好，肯定变胖了吧。母亲听了心里喜滋滋的，好像真的见了变胖了的父亲一样，轻飘飘地回家做饭去了。

父亲在我和母亲这样朝人夸耀了半年之后，终于回来了。他回来的那天，毫无征兆，我和母亲吃完了晚饭，乘凉到星星稀了，便要关了灯打算睡觉。刚刚插上门，就听见有人在敲铁门。那声音有些不太自信，很低，但却非常持久，一下一下地，敲得让人有些心慌。母亲一下子从床上站起来，朝窗外看了看，当然什么也看不见。我给母亲壮胆，说：娘，我拿手电筒，跟你一块去。我没敢说去看贼，尽管我心里其实怕得要死。母亲大概也怕吧，否则不会点点头，示意我跟在后面。

离门口还有几米远的时候，母亲用明显发颤的声音壮胆问道：谁？！门外停了片刻才小声回复道：我。母亲有些犹豫是不是父亲，但还是走过去，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外面的人。等到母亲打开门后，看到父亲站在面前，还是不太能确定那个蓬头垢面、胡子拉碴的男人，就是父亲，是我喊了一声“爹”之后，母亲才忽然哭了出来：你怎么混成他妈的这样了？！父亲没吭声，将门锁上，提着去的时候那个黑色的破书包，灰溜溜地进了家门。

打开灯后，母亲还是给父亲打来一盆水，让他洗漱。父亲好一番刷牙洗脸刮胡子，又将脏衣服给脱了，找出干净衣服换上后，才不耐烦地对一旁唠唠叨叨的母亲丢一句：睡吧，我累了，明天再说。

我和母亲一心一意期待着的见面，当然不是这样的，在我们的想象中，父亲是荣归故里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破衣烂衫地走进家门。他还会用尼龙袋装满我叫不出名来的水果，给我买一堆的漂亮玩具，母亲的衣柜里，也会多出几件时髦的衣服来，让她在村子里走上一圈，收获一箩筐女人的啧啧赞叹声。而且父亲一定是在白天所有人都出门的时候，气宇轩昂地走进村子里的，而不是见不得人的小偷一样，选择在夜晚溜进家门。

这些疑问，而今不用再问，也能从父亲落魄的容颜里窥出一二，这一次出门打工，父亲被人骗了。果然，第二天，父亲心情好一些了，才愧疚地将进了黑煤窑的事情，讲给了我们。想着父亲差一点就丢了性命，再也无法回来，我和母亲心一软，也就原谅了他。但对夸耀山西煤矿的代雨，母亲还是狠狠地给骂了一通，尤其在他登门看望父亲的时候，母亲差一点将他给关在门外。

我是在很久之后，父亲回忆年轻时峥嵘岁月的时候，才从他口中得知关于山西的只言片语。父亲那时已经可以平淡地讲述这段经历，提及在煤窑里生活的艰辛，推车俯冲而下的时候，差点一头栽进深不见底的煤窑里，再也爬不上来，父亲的脸上，看不出太多的难过。他甚至还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，他和代雨逃票下车后，想去镇上澡堂里洗个澡的，但捏一捏口袋里薄薄的一张纸币，还是忍住了。那一张纸币，在临近村子的时候，被父亲买了一斤橘子，放在了破旧的书包里。我没有告诉父亲，那一斤橘子的味道，我其实一直念念不忘，酸的，涩的，让人忍不住蹙眉的，但我却努力地吃了两个橘子，并咧开嘴巴，告诉父亲，橘子真甜。

父亲再想起打工这一档子事来，他已经五十多岁了。只不过，这一次打工，是在县城，而不是遥远的山西。那时村子里早已有了萧条破败之气，很少有人再靠种地为生，大家都纷纷像候鸟一样，种完地便离开村子，去往北京上海或者广东。或者为了儿子能有个媳妇，跑去城郊买一个小产权房，而后骑着三轮到城里去做生意。更有人直接将地给了别人，全家都搬迁至县城。父母始终舍不得将七亩地扔掉，也就开始了在县城租房子打工的两地奔波的生活。

父亲做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园林所里打扫卫生，工作看似清闲，却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回家劳作。后来无意中他帮园林所疏通了一次下水道，便走上了专门帮人疏通下水道、更换马桶的路子。这条路不需要老板，不需要多少技术，只要有体力，有耐心，有吃百家饭的勇气，能够将小广告似的手机号码，贴遍大街小巷的墙壁，让人能够一眼便可以窥到，而且城管还无法将号码给刮下来，那就能够在县城里，时不时地有活可干。当然，有时一天很忙，东奔西走，能将县城绕好几圈，有时，一天手机的两个号码都静悄悄的，枯坐着让人等得心烦。母亲是急性子，在家里看着父亲无所事事，常常会着急，做饭也做得没有兴趣，一不小心，就将饭给烧煳了，或者心不在焉地放了两次盐在菜里，让父亲呸一下吐出来，骂一声娘。母亲也毫不示弱，于是免不了便是一场战争。

那时的我，已经读了大学，可以免去听他们毫无意义的争吵。只是苦了正在县城借读初中的弟弟，他一个人在租来的狭小的房子里，不知道是该劝阻还是保持沉默，最后看着战争有升级的趋势，他也就只好躲出去，沿着墙根一直走，走到一个养鱼的大水塘附近，在垃圾堆旁边坐下来，看着浑浊的水发呆。偶尔，有小混混会来诱惑弟弟加入帮派，他人老实，怕，跟他们敷衍几句，就匆匆走了。最后走来走去，发现没有朋友可找，只好在破旧的租来的房子门口，坐下来，看着天空发呆。

这样的生活，在父亲的努力之下，慢慢有了改善。五年以后，父亲便凭借着自己的努力，在县城买了一套二层的小产权房，让全家人自此在县城立了足。这时的父亲，打的工更杂，只要挣钱，他什么都做，他帮人修过水龙头，搬运过东西，改过下水道，安装过马桶，收购过废纸。他从来不嫌弃那些工作太脏太累。因为父亲在城里买了楼房，便被村里人嫉妒，村人嘲讽他干的是挖厕所的臭活，遇到父亲还故意做出掩鼻而过的举止。但父亲只是笑笑，什么也不说，继续在县城里打工。

吃百家饭，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。我想父亲这一生，结识的人，大概比走南闯北的我要多得多。他遇到过小气的中学老师，好心的退休老太太，吝啬的饭店老板，善良的小姑娘，也遇到过赊账不给还狗一样冲他咆哮的包工头。父亲很少给我提及这些或许让他感觉屈辱的经历，他只是回到家，将安装完马桶的手洗得干干净净，便一脸倦容地吃饭，或者休息。

只是有一年，弟弟着急中打电话向我求助，才知道父亲在县城打工，原来是这样不易。是一个做工程的南方无赖，欠了父亲疏通下水道的三千多块钱不还，父亲在一年后上门讨要，被那无赖矢口否认，还找来两个小混混，当场给父亲一个耳光。母亲闻讯后跑过来，本想着帮父亲讲理，却让那小混混拿起棍棒，照头劈来，将母亲一下子打晕在地。父亲很快报了案，但因不知道那个无赖的名字，案件进展缓慢。无助之下，弟弟找我，我震惊心疼，找了一个朋友，帮忙催促办理此案。当我告诉父亲，事情会很快解决时，他却装出无所谓的样子，说没事，别操心了，你忙你的。我差一点哭出来，想要指责父亲为何一定要找无赖要钱，而且这样的活原本可以不做，可是想想父亲那时一定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尴尬与难堪，也就忍住了眼泪，和他一样，假装事情并不重要，安慰几句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

最终，父亲熬不起打官司的费用和精力，只能同意让弟弟花三千块钱，雇请县城一个专门负责帮人讨债的人，去无赖那里讨来一万块钱医药费，私了此事。这些都是后来弟弟告诉我的，父亲对我只字不提，我也从来不去问父亲与这件事情有关的更多的细节。我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回避，好像那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伤疤，只要提起，就会有重新揭开伤疤撒上一层盐的疼痛。

我想起艳玲与焕梅，曾经对她们在外打工的生活，充满了幻想。而今这种幻想，完全破灭。我想，在天南海北打工的村人，他们一定有着和父亲一样疼痛屈辱的经历，只是，他们也和父亲一样，选择了沉默，只将那光鲜的一切，展示给人。就像，那一年父亲从山西逃回家里，选择在镇上躲过白天，趁着夜色才悄悄溜回村子一样。